中新網北京8月11日電(記者 應妮)她是中國首批「大國工匠」榮譽稱號獲得者，被譽為「中國織繡領域研究第一人」。她，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紡織考古學學術帶頭人王亞蓉。

年逾八旬的王亞蓉日前出現在公眾面前，一襲雅致旗袍，精神矍鑠。由她編著的《大國霓裳：沈從文和我們的紡織考古之路》展現了第一代紡織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發掘、保護、傳承中華服飾文化的奮斗歷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紡織考古學學術帶頭人王亞蓉。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1964年，國家相關部門決定編寫一部服飾圖書。時年62歲的沈從文接領了任務便開始埋頭研究中國的古代服飾文化。王㐨和王亞蓉先后追隨并加入這一工作中，此后歷經坎坷，《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終于在1981年出版。

書一出版，外交部便采購了一批作為國禮贈送外賓。

憶及沈從文先生，王亞蓉對這位學者前輩勤奮鉆研的態度、睿智豁達的胸襟、底蘊深厚的學識、超乎常人的毅力充滿敬佩。「當一個人專注于自己所鐘愛的事業時，多麼大的困難都可以藐視。靜下心來，不耐煩任何事，認真踏實、目標明確、努力勤奮地做好研究工作。」

此后，在沈從文的指引下，王㐨、王亞蓉忙碌地奔赴中國各大考古現場，發掘、保護、研究、修復了一件又一件的紡織品，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陜西扶風法門寺唐塔地宮、北京老山漢墓、江西海昏侯墓……這些考古發掘現場，完全可以串起一部中國紡織考古史，將中國人衣食住行的「衣」，最真實呈現出來。

紡織考古學界有這麼一句話，「千墓難得一衣」。特別是作為有機質蛋白類文物的絲織品，容易腐壞，極難保存。對紡織品的發掘都是最急迫、搶救性的，環境條件特別艱苦，結果又不可預測，因此做紡織考古工作之不容易，常人難以想象，但是意義非常重大。

《大國霓裳：沈從文和我們的紡織考古之路》書封。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江西靖安東周大墓距今約2500年，其中出土的三百余件紡織品文物織造精湛，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紡織品實物資料。剛發掘時，紡織物已經和尸骨、泥沙完全攪混在一起，成為濕軟的泥狀。為了順利提取絲織物，王亞蓉和團隊成員們現場圍出一個水池，池中用海綿隔著讓水漫滲進入，然后大家用手拍動水面慢慢激蕩泥沙，「那麼多雙手，不計寒暑、毫無保護地浸入2℃的水中不停拍打，換了幾十次水，織物的顏色和經緯才慢慢呈現。」令人驚喜的是，清理六號棺時發現的黑紅色精美幾何紋錦，是該批出土文物中最完美的一件，經線密度竟然達到了每厘米240根，「這樣的密度現在織不了，2500多年前就有這麼高的工藝，實在想象不出來。

」

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衣物領子紋樣。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的發掘，則徹底改寫了過去學界認為戰國的織錦和紋樣以小幾何紋為主，其紡織技術也遠低于漢代這樣的認知。王亞蓉表示，每當看到這些錦繡文物，都深深為先輩而自豪。她以其中一件衣領處的錦緞為例，楚人在一個6.8厘米寬、17厘米長的花紋單位中，把古代貴族們上林苑搏虎豹狩獵的場景表現出來，紋樣的設計恢宏、瑰麗、奔放無羈，真可謂既抽象又具體，這需要一個繡工繡七個多月才能完工，沈從文曾說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一位研究服飾文化的英國漢學家威爾遜曾感慨「這是中國兩千多年前的畢加索設計的。」

展出中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復制品)。

　記者應妮攝

王亞蓉獨立主持的第一個紡織文物考古項目，就出土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新疆尼雅遺址八號墓是古代精絕王夫婦合葬墓，環境極度干燥，合葬男女均已成干尸，身著衣物和殉葬物品保存良好。揭取絲織物時，兩個頭兩邊有很多咖啡色東西，仔細一看王亞蓉當即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全是蛆蟲的殼。揭取的時候要先回潮，濕到什麼程度全憑經驗，「我是(中國)第一個能把木乃伊從外脫到里的，這也主要是一個方法問題」。

王亞蓉先生的紡織考古團隊通過對文物的保護、修復，讓歷代服飾文物的實物鏈日趨完整，為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證。2016年，中國社科院正式將「紡織考古」列為絕學學科，這是對紡織品考古事業的極大肯定。

關于服飾文化的傳承，王亞蓉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她希望大家不要叫這些古代服飾為漢服，「我們是中華、華夏，華也是花，中國人穿美麗的衣服，叫‘華服’更合適。」她也提倡穿中國衣，她身上的旗袍花紋正是源自馬王堆漢墓的紋樣，但她希望不要照搬。

「現在北京、洛陽和西安，大家穿上古代衣服，好像生活在另一時代，其實穿著和實用上不太方便，我非常希望設計師們能設計出有中國特色的更美的衣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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