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所謂的禪讓制，就是將代表統治階層的權利，由統治者主動讓給別人。「禪」是大力推薦的意思；「讓」，顧名思義，意為讓出（權利）。在史前，禪讓制比較著名的當屬：堯舜禹。
堯是當時聲望較高的部落首領，在他去世前，并沒有將自己首領的權利留給自己的兒子，而是大力推薦了舜，自此，舜成為了部落首領。后在舜去世后，又將首領位置讓給了治水有功的禹。這種讓位制度，在歷史上被叫做「禪讓」。但唐朝歷史上在禪讓制表象下，又包含了復雜的、深層的思想內容，顯示出明顯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維度： 正統、史實和道統。
根據史書相關記載，617年，唐高祖 李淵于太原起兵，在不久之后，便進入了隋朝的都城長安。
同一年的11月， 隋煬帝的孫代， 楊侑成為皇帝，史稱 隋恭帝。李淵因成績顯赫，被隋恭帝立為丞相，封唐王稱號。
隋恭帝
第二年，也就是618年，隋恭帝想禪位于李淵，只因李淵
「功德日懋,天歷有歸」
楊侑拜李淵為相國，隨后便頒布禪讓詔書，李淵再三推讓，終最后接受禪讓，從開始讓位到李淵接受，延續了魏晉以來禪讓的政治慣例。這是關于唐朝歷史上禪讓制度的開始。盡管這套形式是起源于魏曹「 假禪讓為攘奪」，但自此依然成為以后王朝更迭的合法合理形式。比如，在隋恭帝的詔書中就為李淵的就位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其中寫到：
今遵故事，遜于舊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
在禪位詔書中明確寫道，李淵能夠繼承帝位，一方面是他自己功績顯著，深得人心。
另一方面是順應天時，符合天命。并且交代了自己愿意遵從天命，將皇權交于李淵。從 近人事和 聽天命兩方面，都確立了李唐政府的正統性來源。不僅如此，在李唐政權正式確立之后，統治者也從禪讓角度來鼓吹王朝建立的傳統性。
唐高祖 李淵
其一，關于唐朝運的解釋。根據漢末劉歆提出的五星相生相克說，唐朝的土德是由隋朝的火德推演而出，火生土，這種相生關系就蘊含著王朝禪讓關系合法性的解釋。
其二，唐初相關歷法的修訂同樣也對隋朝禪讓做了合理解釋。根據《舊唐書·律歷志》記載：
「高祖受隋禪,傅仁均首陳七事,言戊寅歲時正得上元之首,宜定新歷,以符禪代,由是造《戊寅歷》。」
《戊寅歷》歷法上的「上元之首」正是唐高祖李淵接受隋恭帝禪讓的
戊寅年，這也很好的說明了李唐王朝的起源于隋朝的禪讓。雖然隋恭帝的讓位，在李唐政權鼓吹合法性的建立上有必然性的因果聯系，況且李唐政權本身就是受到禪讓所建立起來的，但是唐人卻對禪讓的史實抱有另一種批判和質疑的聲音。而受益于禪讓制的高祖李淵就是其中代表。
唐高祖 李淵
唐人 溫大雅在《大唐創業起居注》中李淵的禪讓史做出明確的記載：
密加夷戮，專權任己，逼令讓位。
根據文中的敘述，我們大體可以知道以下幾點：
第一，李淵認為在征服天下的過程中，可以有兩種辦法，其一是革命其二則是禪讓，兩者方法雖然不同，但是政權的合法性上都是相同的，就像堯舜禪讓的美德和湯武革命之立功，都是順應天時之舉。
因此，李淵從順天應人的角度上承認了禪讓制度和革命制度具有同樣的地位和作用。其實隨著這種禪讓制和革命制思想的發展過程中，統治階級開始從表面上的禪讓逐漸過渡實際上的革命上來，如此說來，李淵所標榜的禪讓其實已經脫離了禪讓制最原本的含義概念，已經開始過渡到改朝換面的革命上來了。第二，李淵雖然接受了隋恭帝效仿魏晉以來的禪讓模式流程。但在他的內心對魏晉以來的禪讓模式是不認可的，甚至可以說是加以鄙夷的。他認為魏晉以來所施行的禪讓，只是為了統治者的一己私欲，早已失去了堯舜時期天下為公的本心，因此他以為，魏晉以來所實行的禪讓之禮，都只不過是皇帝對自己的過度美化，根本沒有資格和湯武所實行的革命所媲美。
唐太宗 李世民
不僅如此，除了李淵之外，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用
「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
這種話來評價當時隋文帝接受北周的禪讓。這更加能說明，在唐時，他們對魏晉以來所實行的禪讓政策是不滿且更是嗤之以鼻的，即便是在唐前期的正史并未對魏晉以來的禪讓進行絕對性的不認可，但在很多的史論評價中，總能感受到這種鄙夷之意。
比起唐前期對禪讓史實的質疑和批評態度，唐中期、晚期對禪讓制做出了比較客觀的評價與反思。
首先是中唐時期著名代表作家 陸淳。他從民本思想角度出發，認為堯舜禹時期所實行的禪讓制度，是儒家思想在那個時期的一種表現，是當時最適宜的一種政策制度，禪讓制的優越性是像其他世襲制度所不能比的，并大量引用孔子《論語》之言，進行作證。
韓愈
就此， 韓愈針對禪讓與世襲、堯舜禹時期的禪讓和魏晉時期的禪讓進行對比。《對禹問》一文中，詳細說明了上古時期統治者從禪讓到世襲的演變全過程，并客觀分析了形成原因。他指出，堯舜的禪位，選賢舉能，是為了讓天下百姓過的更好，禹傳位給自己的兒子，是為了避免后世爭奪君主的禍亂，盡管兩者方式不同，但目的都是共同的，都是出于對天下百姓的考慮。對于世襲制，韓愈并未完全持有肯定或否定態度，而是進一步的解釋了其出現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首先，傳位于他人本是不定，所以容易產生猜疑和紛爭，而世襲關系，血緣是確定的，可以有效避免這些猜疑和紛爭。其次，傳位于外人，若是無能之輩，必定會引起上下不滿，從而產生禍端。就此考量，不如傳位于子，即便不是圣賢之人，也可守法而治。因此，韓愈眼中的禪讓制和世襲制都是有出現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都是出于為天下蒼生考慮的原因。如果說韓愈的論述觀點側重點在于上古時期君位的傳承方面
柳宗元
那麼 柳宗元對堯舜的讓位、禹啟的世襲和魏晉的禪讓做出了進一步的闡釋。柳宗元指出，歷史上的禪讓，有出發點和達成的結果的不一樣，但所處于的一種狀態是一樣的；那就是前代君主注定被遺忘，后任統治者繼續為民眾所擁護。對于堯舜的讓位，他是這樣的解釋的：堯想要禪位于舜，但不能立即交給他，因為堯還未被百姓所遺忘，舜也并未順應人心。只有等舜慢慢建立功績，得到民眾擁護，民眾漸漸將堯遺忘，舜才能真正繼承王位。以此類推，對于禹啟的世襲他也是用「前者忘，后者系」的理論來解釋。
大禹治水，功績顯赫，得到人民擁戴，后伯益作為下任繼承人選，因未能得到民眾信任，后啟的賢能為人所知，最終由啟繼承王位。而對于漢魏禪讓之事，柳宗元認為，和堯舜時期的禪讓制度一樣，漢魏時期的禪讓也是符合「前者忘，后者系」的情況，但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的君主是順應天時，自然被世人所遺忘，而后者則是因其腐敗，被人民主動拋棄，失去民心。
堯舜禹
綜合上述所知，對于唐朝前期，中期、晚期的唐人對禪讓史實持有一種更加積極的態度和評價，對禪讓史實的認識和評價呈現出了新的特點。除此之外，無論是從禪讓制本身發展特點還是其與世襲制的對比轉變，評論家所圍繞的問題核心都是在君權繼承的合理性上。而在這種合理性的背后，其背后關鍵要素就是民心，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當然，這種論述核心與當時評論家所屬的政治環境有關。面對動蕩的政治格局，韓愈、柳宗元等大家們，此舉是為穩定民心，緩解軍民矛盾的重要之策。
從整個唐朝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對于禪讓制思想觀念的態度，一直是處于動態變化過程中的。無論是從正統、史實還是道統方面，對于禪讓制的看法一直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李淵登基
唐前期時，李淵雖然對魏晉「假禪讓」有著清楚的認識，但礙于禪讓傳統的延續和出于對李唐政權存在合理性的解釋，他自愿接受禪讓之名。與此同時，魏晉以來，禪讓史實的虛假性在人們認識中不斷的深化，從而影響了人們對于禪讓制整體的客觀評價。
甚至出現了像劉知幾這樣的史學家，其觀點質疑上古帝王的崇高德性，遭后人詬病。直到中、晚唐時期，隨著儒學的復興，堯舜禪讓的德行又得以重新發揚。出現了柳宗元、韓愈等學者，從民本思想出發，將禪讓史實重新進行整合，綜合禪讓制和世襲制的特點，對其進行客觀評價與判斷。雖未徹底消滅正統和史實之間的矛盾，但也對漢魏、隋唐時期的禪讓做出了合理化的解讀和闡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