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遷，黑水人的表征系統中關于「力量」的錨定也不斷地發生著改變，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創造著新的社會表征。過去， 神靈觀念根植于他們的內心深處，于是在「跳鎧甲」儀式過程中，「拜菩薩」和「轉山」是最為重要的環節， 正如其所處的空間位置關系上就如人的心臟與頭顱。
在他們的宇宙觀中，是最具力量的所在，而身穿鎧甲的男性是「天賦神力」的對象，于是他們需要通過在祭祀神靈的過程中 不斷地用身體行為和視覺性的符號去「確認」這一點。
讓在場的參與者都對之深信不疑，儀式構建的社會記憶不斷地被強化， 以至于「天賦神力」已經成為了文化持有者認知系統中的「事實」，盡管現代科學觀念與信息逐步普及。
儀式的神圣性也隨之不斷地衰減，但是這個 獨立的「事實」依然被人們所承認，且被當作了一個與現實未必完全相符的「慣例」。
在漢文的語境中，「黑」往往會在人的潛意識中形成神秘而兇險的意象，關于黑水河流域的種種風俗傳聞，也如那條深不見底的河流一般， 令人想要前往探索究竟又望而卻步。
黑水縣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青藏高原東南緣橫斷山脈中段北端的岷江上游， 岷山與邛崍山脈交匯處。
東南與茂縣連接，西南與理縣相毗，西接紅原，北鄰松潘，在這片435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雪峰聳立，坡陡谷深，受青藏高原的季風型氣候影響， 這里旱、雨季分明，日照充足，氣溫年差較小。
日差較大，不同海拔高度氣溫差異明顯，岷江上游三條支流黑水河、小黑水河、毛爾蓋河橫貫全境與域內數十條溝溪，
形成網系，水量充沛，自然資源豐富。除了獨特的地理區位之外，黑水河流域的地貌與氣候也對生活在該流域的人們的 行為邏輯與文化品格有著重要的影響。
羌族敘事詩《羌戈大戰》描寫了古羌人向西、繼而南下的遷移路線和最終分布的地域， 并且詳細描述了在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各類風俗信仰的由來。
其中有一段記述了古羌人利用白石和藤條干打敗了更早來到岷江上游的戈基人，而后移居至「日補壩」（今茂縣地區），羌人學習戈基人的農業生產知識， 飼養家畜，人口大幅增長，勢力壯大，最終滿布岷江上游地區。
其中羌人部落首領「阿巴白構」的第五子「木勒住慈巴」便溯黑水而居。黑水地區進入農耕社會后，由于地處高山峽谷，土地貧瘠，加之道路崎嶇， 交通運輸不便，物產不豐，農業生產也極為落后，其終年所出，也僅自給自足，沒有剩余物資向外交換。
由于黑水縣地處紅原縣、理縣、松潘縣與茂縣的「四面包圍」之中，藏語的安多方言、嘉絨方言以及羌語的北部方言在當地皆有滲透與影響， 操安多方言、嘉絨方言和黑水土語的人交錯而居。
大多數使用嘉絨方言的人也兼說黑水土語，因此很難界定所謂的「黑水話」究竟屬于哪一種方言。岷江上游流域一帶的傳統村落幾乎都是 依山傍水，壘片石為墻，筑石屋而居之。
隨著時代與社會的發展，碉樓的功能已不復存在，因而在現代黑水地區的民居建筑中， 這種為儲藏戰備物資和偵查敵情而建的碉樓已極為少見。
如今的黑水民居大體保留了傳統的建筑結構，但是在建筑材料的選擇和室內裝飾觀念上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融入了現代元素的新建筑樣式越來越受到當地人的追崇。
黑水人的精神世界依然是以山神（自然神）崇拜為核心的，他們與信仰有關的儀式活動幾乎皆圍繞這一核心而進行的，形成了其信仰體系的基本秩序， 而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則被交互、吸納于其中，與山神（自然神）信仰混疊相生，形成更加強大的神性力量。
曾經作為吐蕃與唐王朝爭奪的戰略要沖，黑水在「安史之亂」后終被吐蕃所控制，直至公元九世紀中葉，吐蕃政權內部分裂，吐蕃王朝覆滅，遠征岷江上游的吐蕃藏兵留在了這里， 與當地居民通婚雜居，藏傳佛教和屯兵制度在黑水世居人群的文化基因中留下烙印。
元、明時期的土司制度，中央王朝任命少數民族首領為土司，世襲管理當地軍政。到了清朝，土司勢力日益強大， 采取各種手段與中央王朝對抗。
盡管從雍正四年到同治二年，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所實施的「改土歸流」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土官」的權力， 但是到了清朝末年，中央朝廷在內憂外患中已自顧不暇。
此時的黑水地區大部分歸屬梭磨宣慰司管轄（隸屬理番直隸廳），少部分則劃歸沙壩安撫司(隸屬茂州)和松潘直隸廳，失去了強有力的管制與約束，
黑水境內各個頭人勢力開始相互兼并，械斗、沖突不斷。頻繁的戰爭與「械斗」讓黑水人對「出征」與「凱旋」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意象」都有著特殊的情感，在他們看來，「鎧甲祭祀」是戰爭中的「英雄」專屬的祭祀， 正是這種根植于心的「英雄情結」讓這場特殊的儀式在這片土地上得以世代傳承。
20世紀50年代以前，黑水的經濟發展一直是相對滯后的，究其最為根本的原因無非是資源匱乏和交通閉塞。根植于內心深處的強烈危機感， 令黑水人所選擇的「生存策略」看似有些簡單粗暴。
他們的一切行為邏輯皆以自己「能活下去」及「過活的好」為前提。 「生存至上」觀念導致黑水人對「力量」的極度崇尚，無論是「神」的力量抑或來自團體的力量，只要能借助「力量」
達到自身生存和自我強大的目的，這樣的「力量」便是他們心之所向。有當地村民口述，在很久以前，村子里集體去山上狩獵前，男人們都會身穿「獸甲」舉行一個祭祀儀式。儀式上，要手持刀槍高聲嘶吼，并配合雄壯的舞步，表演「圍獵」猛獸的場面， 據說其磅礴的氣勢可以將山林中的老虎震懾住。
順利捕獲獵物后還要舉行轉山的儀式，感謝神的饋贈。目前，很難有材料能夠充分的證明「跳鎧甲」儀式最初是誕生于「狩獵」還是「征戰」的場景， 或許兩者在同一時間不同的地理空間同時存在著。
因此我們可以將出征和集體狩獵前以「鼓舞士氣、凝聚戰斗力」為主要訴求的「跳鎧甲」儀式歸于一類。如今，戰爭不再是時代的主旋律，在嚴明的社會治理下
，成規模的「械斗」也是極為罕見的。「禁獵」的相關法律條文更是將村民狩獵用的槍支刀具進行了全面管制，「出征或集體狩獵」的時空情境已經不復存在，因此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儀式， 皆是對這一場景的重構和搬演。
依照涂爾干有關于儀式起源的表述，儀式的產生是源于人們需要通過聚集等方式實現精神重塑， 其目的是為了定期強化和確認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
那麼，在真實的出征或集體狩獵情境下，「跳鎧甲」儀式的確能夠讓參與其中的人們能夠克服對即將到來的未知的生存危機所產生的焦慮情緒， 從而達到「精神重塑」的目的。
正如具有象征意義的「鎧甲衣」和「集體歌舞」表演的節奏與肢體語言， 顯然讓人們從「世俗時間」中的常態轉變成「神圣時間」中的非常態。
他們在儀式的過程中感受到了強烈的共同情感，對隊伍里的同伴也產生了巨大的信心，而當人們回到「世俗時間」時，儀式盡管結束了， 其所產生的那些「激情」與「信念」卻保存在他們身體與心理的感知里。
讓他們在戰場（獵場）面對現實的殘酷與血腥時，能夠充滿勇氣去對抗，面對生死命運也會愈加從容。 早前「跳鎧甲」是存在著一個從「演武」儀式到「祭祀慶典」儀式的過渡時期的。
即便常年征戰的歷史結束了，以彰顯「戰神之力」為主題的歌舞也需以另一種儀式形態而傳衍下去。在黑水人心目中，「生存」是第一位的，對于長期處于農耕社會形態的黑水村落而言， 「豐收」的意義非同尋常。
信仰系統和豐收慶典一定是聯結緊密的，因此于秋冬之際所舉行的「豐收祭祀（當地亦稱豐收節）」雖然表面上依舊是以祭祀山神，祈福感恩的形式為主，但慰勞村民們一年來辛苦的勞作，相互慶賀豐厚的收獲 ，并祈禱來年的「豐產」才是其根本目的。
因此，以「豐收祭祀」為主題的慶典，必然是村民們一年中最為重要的集體活動，從而將「跳鎧甲」儀式置入「豐收祭祀」的時空場景中， 更能體現其「凝聚與鼓舞人心」的價值。
盡管黑水的區域社會已不似過去那般封閉，田間農耕的產出不再是單一的家庭經濟來源，
村民們外出務工、經商者甚眾，也有許多年輕人在縣城里擁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
但是「豐收節」對于他們而言，依然是極為重要的節日，既是向山神訴說一年心聲的神圣時刻， 也是全村人聚在一起共用享受勞動果實的世俗場景。「跳鎧甲」儀式則在其中處于一個特殊的「閾限」位置，起到了「神圣——世俗」的連通與轉換作用。
「跳鎧甲」儀式具體起源于哪個年代，儀式的雛形是來自于生活在岷江上游土著們的狩獵活動，還是吐蕃藏兵遠征帶來的「演武」活動，或者 二者在族群文化的相互交融中衍生成了當代的形態，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沒有具體的文字資料可以加以考證。
但是，從黑水地區的自然、人文環境和歷史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期里，惡劣的高原氣候和匱乏的耕地 令黑水人長期處于對「資源」極度渴望的狀態。
而地處戰略要塞，戰亂紛飛也成為了黑水人必須要面對的「生存危機」，「跳鎧甲 」便是在這樣的文化生態中孕育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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