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時期，西江中下游流域人煙稀少，河網密布，動植物種類豐富。西江中下游的山谷地帶散布大量的越人聚落，今天當地鄉村還能發現大量保留含有「垌」字的村名。 秦漢時期，西江流域被納入版圖，由于與湖湘和番禺有水路溝通，漢代沿桂江至西江中游開始出現成規模的漢人聚居點。
唐至宋時期，中國經濟中心向江南地區轉移，宋元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寵」是長江流域與福建地區，長江流域發展的輻射僅僅波及嶺南地區的一部分， 廣州一地及桂北、粵北地區成為嶺南較先發展的地方。
明國中央對嶺南社會施以有效的管治。然而盡管明朝政府訴諸大量精力管治南疆，國家秩序并未完全在南疆獲得穩固地位。
明初施政帶有濃厚的傳統「仁政」色彩，減免貢賦、徭役成為內容之一。除免除一些困頓州縣的錢糧作為必要的穩定措施外，明朝針對兩廣距政治中心較遠的地情，下令停止一些遠途的轉運行為。明初對工商業的政策主要是清理繁重稅課，重新厘定稅率。
明朝政府對商業的態度在于其必須規定的范疇內運行，遠程走販的商人，只要在情理之內活動，則會受到保護。明朝上層規范官員行為， 禁止官吏盤剝商人，間接起到盤活地方市場與全國市場的作用。
洪武二十四年，明朝政府對全國進行了大規模的人口普查。明初時期的兩廣還是地廣人稀的狀態，鑒于此，政府組織一些 移民墾田的行動。一些漢族移民越過南嶺進入兩廣，定居西江中下游地區。
明初西江流域移民的范圍分散到兩廣，有些移民的足跡深入到依然荒蕪的西江南岸的瀧水縣，但西江下游的肇慶府諸縣及廣州府諸縣等處平原地區，明顯是移民遷徙的主要方向。在這些移民中，大部分為粵北南雄地區南遷，其余為全國各地的州縣，亦有從西江中游北遷至府江山區。
明初永宣朝西江下游肇慶府的盆地與平原墾辟出大量耕地，這些耕地位于地形平坦的沿河地帶，便于灌溉，但又易受水患。相比于宋元時期的「地瘠民貧」狀況則又有了很大的改善。明初嶺南的經濟開發基本以興修水利、拓耕土地為主。 自秦漢將嶺南納入版圖后，明初的管治較之前歷代更具深度與廣度。
明代前期穩定的社會秩序背后，市場發展上卻存在不可忽略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兩點： 一是寶鈔政策未推動區域市場發展。二是國家控制地方的深度依然不足。
明初統治階層與地方官僚對于西江流域復雜的族群狀況， 大抵采取安撫態度。永宣時期的族群關系雖偶有沖突，但大體融洽。然而承平日久，地方官僚對地方局勢的警惕心放松，怠于職守，甚至連基本的城防設施都荒于修建。故在大規模地方動亂來臨之時，西江中下游流域各州縣完全毫無防備與應對措施。
隨即西江流域接連 爆發兩次起義事件，此兩場起義均波及西江中游，威脅珠三角，動搖桂北的行政中心，起義參與方突破了族群隔閡，有不少所謂「流民」參與。為了平定地方叛亂，明王朝調配大量狼兵戍守西江，但是戍守的狼兵內部也出現爭奪田產事件。 為了更好地對南疆實行統治，西江流域作為嶺南地區的縱深地帶，國家與地方均重視對其經略。 修筑城池以御叛亂成為明中期各州縣官府的政績之一。
明中期以前，兩廣政府基本各自為政。起義時，兩廣官府溝通不暢，資源分布不均，各部兵馬與錢糧陷入了調動的困境。
明中期地方動亂的成因是什麼？
明中期兩廣的社會變遷亦不能僅僅立足于珠江三角洲社會變遷上。其局勢動蕩的背后，有當地各種勢力對地方開拓的參與及各方參與市場的因素在內。
首先，明代前期的嶺南地方發展并非只有漢族的移民屯田，各個族群均在西江中下游流域地區獲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整個區域市場形成過程中，必然有一個增長極在諸項因素完備的情況下率先形成。進而有利于突破地理空間的隔閡，最后推動區域市場的形成。 珠江三角洲因為匯集華南各河流，并瀕臨大海的緣故，在明中期順利平定地方叛亂后，當地社會「儒家化」推動了市場圈整合，成為區域中心地。
珠江三角洲市場圈的形成得益于水路匯通與外貿的繁榮，珠江三角洲匯集了
西江、北江、東江的水系，大量物資、人員流通必須在珠江三角洲落地或中轉。明中期的珠江三角洲從而在圍田墾辟與對外商貿共同作用之下，經過不斷變遷，最終整合成為區域市場的核心地區。
清朝初年，連年征戰，再經長期的管治，西江流域腹地的收復預示著廣西其他邊緣地區的平定。清朝得以在兩廣確立統治地位。嶺南的「明亡清興」歷程在于雙方政治與經濟實力對比的失衡。
南明從弘光帝登基一刻起，便陷入了軍將擅權的局面。軍將控制了財政大權，南明朝廷失去統籌財政的能力，后期的控制區被分割包圍，又偏居于政治、經濟上的邊緣地帶，便無法與掌控了經濟核心區與 掌握了強大經濟統籌能力的清朝對抗，失敗在所難免。
在對抗「三藩」與鄭氏的斗爭中，盡管弊政迭出，但在地方經略中善于安撫與駕馭基層，才得以讓清朝最終成功地獲得全中國的統治權。在地方樹立「正統性」的過程中，因為嶺南作為 「帝國南疆」的區位，除了以儒家倫理作為教化工具外，民間信仰擁有深厚的基層輿論基礎。其不僅幫助清朝脫離了原有的困境，同時鼓動當地社會尊崇被設定好的民間信仰，在康熙后期商品經濟再一次發展時，移民勢力借助俗神文化的平台建立會館、廟宇，凝結鄉族情義，與當地土著形成互動，進而培育市場交易圈。
從康熙后期放開海禁到乾隆時期，西江流域的市場經歷了從空間拓展到深度整合的歷程。地方社會亦經歷了由「亂」到「治」的艱難整合過程，這是市場發展中，市場自發性引起社會矛盾激發的結果。
因此這一時期的 市場發展擁有兩面性，從 米糧貿易、食鹽運銷、官礦商辦進行中，官方對市場采取積極態度。而在市場整合下嶺南各族群利用市場達到了互通，走向地方社會整合。
首先，朝廷協助發展地方市場經濟，由于區域缺糧，官方便組織土地墾辟； 其次，官方調配米糧流通。
第三，西江流域的官鹽運銷；鹽是國家統一調配的物資。中國幅員遼闊，而鹽產地有限。鹽課是朝廷的主要收入。清代沿用明代的鹽引條例，允許商賈憑引販鹽，但對鹽引的管理十分嚴格。
第四，礦業官督商辦與兩廣礦產運銷； 雍乾時期是兩廣礦業的大開發時期，兩廣許開礦廠采取官督商辦性質。
到了清中期， 西江中下游地區市場已經相對繁榮，地方社會也得到了穩定的發展。嘉道時期嶺南地區的社會經濟在乾隆時期的基礎上仍然得到了發展，「化內」措施顯著，地方局勢安定。社會百業出現多元化經營態勢，形成區域經濟發展的上升期。
最突出的就是米糧市場與商品性農業發展，嘉道時期區域的市鎮的發展也達到了一定水平，流域市鎮的勃興是區域市場發展的結果，廣西本地又有「無東不成市」的說法。今日西江中下游各大鎮與名鎮格局的奠定可追溯至嘉道年間。
市場發展需要通過各種因素的整合，市場與權力的關系是需要審視的重要關系。明代西江流域基層市場率先發展，但需要官方維護。清前期是西江流域區域市場的發展期，康雍時期市場空間得到擴張，乾隆時期完成市場整合。
一方面，米糧市場是區域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部分，內河盆地依靠米糧市場得到了開發。 官府利用西米東輸的契機實現了嶺南核心地區的糧食平衡，官府權力發揮了主動，助推與利用了市場的發展，實現物資調配渠道的拓展。同時實現空間拓展 的還有官鹽的運銷。
另一方面，山區占據了西江中下游流域相當部分版圖，甚至 粵桂邊界地區基本由山脈與水網交錯構成。因此，在兩廣市場的發展中，山區的空間開發是市場擴張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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